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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冯庆:“五四”精神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基

              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,他对中华古典艺术精神的重新解释向来受到高度赞扬。在其“少年中国”时期,宗白华秉持了激情澎湃的进步立场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他的思想发生了由倡导激进变革到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想?#30333;?#21521;”。如此判断基于一种古今对立的历史叙事框架。然而,从典型的“五四”青年到“湖畔的散步者?#20445;?#23447;白华的学术轨迹其实存在着?#25345;?#36830;续性。正是在“五四”精神的激励下,以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。

              “伟大创新的开端”

              郭沫若和田汉等人是20世纪20年代“狂飙突进”运动的代表人物,他们后来同样转向了对民族身份与古老历史的重新关注。宗白华后半生对“中国美学”的理论奠基,与郭沫若、田?#21644;?#36807;写作历史剧塑造现代民族认同的文化策略有着根本上的一致。在他们那里,“少年中国”所代表的“五四”精神一以贯之,因此,宗白华的?#30333;?#21521;?#26412;?#26377;历史的共性。这种共同经历表明,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并不在于抛弃历史,而在于依据时代所面临的问题,不断打开历史,通过重新解释古老传统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提供源头活水。

              1941年,在祝贺郭沫若五十岁寿辰的纪念文章中,宗白华回忆起自己在《时事新报》担任编辑时的往事。他对青年们寄来的稿件做出了高度评价:“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‘五四’时代的青年,朝气,希望,青年的纯洁,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——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,它的历史的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……”宗白华强调,“五四”的核心是青年人及其“生活力?#20445;?#25991;化史可以由此出发得到全新的讨论和解释。在思想与问题的交织过程中,“伟大创新的开端”不仅有望实现,而且必将孕育出未来的新中国。

              新时代的人格教养

              宗白华对中国文化、中国美学的热情,来自他作为“五四”青年的文化启蒙热情。“五四”的激情始于进步青年们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忧?#23478;?#35782;。正是因为内忧外?#36857;?#23447;白华才强烈主张通过教育启蒙来改良“旧社会”、塑造“新社会”。在“民族自强”方面,20世纪40年代“抗战建国”的进程体现出对“五四”精神的延续,体现出宗白华和郭沫若对文化史“伟大创新”理想的延续。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在于,通过创作《屈原》《棠棣之花》等历史剧重铸爱国精神的传统根源;宗白华的学术努力则是延续蔡元培的美育路径,不断深化对“中国文化精神”的美学理论建构,为新时代的人格教养做出准备。

              在?#24230;?#21494;集》中,宗白华渴望郭沫若成为歌德意义上的泛神论式的天才:与“大宇宙”和“小宇宙”融为一体,在其中凸显出创造性的灵?#23567;?#23431;宙的“意志”基于现代科学,在长久的体验和探索当中得到揭?#33606;?#22312;日本海边、在解剖室的科学探索中得以实现。同时,这种充满活力的“意志”为人自身内部的生命激情提供了自然维度的奠基。于是,与宇宙万物一样充满“活力”的?#30333;?#25105;?#20445;?#20063;就构成了超越颓废、通向雄浑政治生活的现代人的主体性。唯有敏感的艺术家与诗?#22235;?#22815;通过与宇宙自然的亲密接触把握这种“活力”的规律,以此为人类未来立法。在这个意义上,宗白华呼吁郭沫若成为“诗神?#20445;?#24076;望文艺工作者能投身到认识自然、体悟自然的科学考察当中,发现超越一切人为尺度的更高的?#30333;?#28982;规律?#20445;?#24182;把这种“规律”用美妙的诗篇揭示出来,成为“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”的抒情启蒙者。这里的?#30333;?#28982;规律”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、价值观,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宇宙规律构成了宗白华诗学关于世界、国族与人生的本体论基础。

              从其最初的“山林社会”构想,到留学归来后对歌?#36335;?#31070;论诗学的提倡,宗白华始终相信,如果能“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……以自己的精神、理想情绪、感觉意?#33606;?#36143;注到物?#19990;?#38754;制作万形?#20445;?#33402;术主体将会获得超越历史现实的纯粹?#33402;?#35802;的生命体验。如果长久处于这种纯粹真诚的生命体验和“生命本体”当中,一切虚伪丑恶的现?#21040;?#24471;到超越,各种价?#20826;?#31361;?#27493;?#24471;到协调和化解。

              危难中的民族自信

              在宗白华的理想中,让凸显这种主观自由的“艺术”作为中介并构成现代生活的关键要素,其目的不仅在于调和人与自然的关?#25285;?#32780;且在于调和中国自晚清以来面临的古今之争,在积极面对内忧外患的同时,为未来沟通古典与现代精神的民族人格提供一种内在修养途径。

              在“五四”精神的影响下,宗白华意识到“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?#20445;?#36827;而渴望“童年的天真”。在内忧外患的特殊背景下,民族的?#30333;?#20449;力”是这种“天真”最突出的表征。1935年,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之际,宗白华激昂地将唐代诗人称为“真正的民众喇叭手?#20445;?#21628;吁“有力的民族诗歌”和“慷慨的民族诗人”。1941年,宗白华又强调“一味绝俗”的“晋人之美”。魏晋的名士们在把握“宇宙里最幽深最玄?#24230;从置致?#19975;物的生命本体”后,最终成为“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”。

              德意志民族在“狂飙突进”时期处于上升阶?#21361;?#38656;要在现代世界中通过完成民族国家的塑造获得国际尊严。如果理解了这一点,就不难理解歌德诉诸“宇宙意志”来鼓励天才诗人超越现实政治、积极展开未来民族想象的基本逻辑。无论是唐代诗人,还是魏晋名士,都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被解释为最真切地把握到“宇宙意志”和“生命本体”的自由抒情主体,进而被解释为最权威的民族精神象征,以及引领民族乃至全人类走出衰颓、走向美好生活的审美先驱。

              宗白华吸收德意志美学,并把社会变革与文化重建结合起来,显然是对“五四”精神的深入开展。就重建传统文化精神而言,我们需要认真地向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根基的前辈学者学习,以便让“五四”精神能够?#20132;?#30456;?#23567;?/p>

              (作者单位:中国人民大学哲学?#28023;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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